崔永元有他更伟大的事业（附其墨宝）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4月）

作者：杨梅菊、陈慧

前媒体人崔永元又一次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个一度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离开媒体之后，反倒像个更加坚定的“愤青”。

实际上，从2002年起，崔永元全力投入的，或许是一项更加伟大的事业：记忆打捞与口述历史。正如他自己说的：

“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只有你的历史不再支离破碎兵荒马乱，你的人民才有尊严，你的国家才足够体面。一个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民族，是危险的。”

崔永元与他的口述历史研究

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年届49岁的崔永元而言（注，本文发表于2012年），这句话有着实实在在的指向意义。就在日前一场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的签约仪式上，他宣布：告别央视，回归母校，下半辈子只做口述历史。

这个“突然”的决定，在了解崔永元的人看来并不意外。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在传媒大学的成立以及未来口述历史专业的设立，意味着此后中国正式拥有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也意味着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正式进入学术化时代。此前十年，崔永元在口述历史道路上的摸索堪称孤独，而如今推动中国口述历史完成从个人业余热情到进入学术领域的转变，崔永元几乎仅凭一己之力。

十年，两个亿

尽管很多人还把崔永元称为“小崔”，岁月还是在这个著名主持人的脸上刻下了抹不去的时间印记。但他身上有些东西，却似乎永远也不会变，例如几年来每次公开场合见他，总免不了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甚至悄悄抹几滴眼泪这种事情也是常有。每每想到还有那么多行将走远的历史等待抢救，他就忍不住焦虑。而他对口述历史的痴迷，也已经转眼十年。

十年前，口述历史在中国几近无人问津。2002年，着迷于纪录片制作的崔永元，偶然发现了口述历史。似乎是因为看到了比纪录片更能无限接近历史以及历史中个人的途径，这一发现对于同时处在抑郁症和精神困顿双重黑暗中的崔永元而言，无疑意味着一次光亮的照进。

自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集合团队，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口述历史影像收集整理工作，迄今，已收集并持续收集包括战争、电影、音乐、外交、留学、知青等六个以上门类的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目前已采访了重要历史见证的高龄嘉宾约4000人，采访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朝鲜、美国等地，逐渐形成了中国大陆内容最为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库，并在国际上产生显著影响力。

局外人也许无法想像，他从一开始就是赤手空拳，走到今天依然是一文不名；但整个团队所采访的4000多人、录制的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这组数字依然每天在增长），却是代表过去百年历史的无价之宝。这批资料的搜集和录制耗去的2亿元，全部是崔永元四处“要”来的，其间所经历的人情冷暖和几乎走不下去的艰辛，他都极少向外界提起。

“整个口述历史全是由我们自筹资金完成的，就是我说到的这些朋友在这十年里帮了我们两亿资金来做这件事。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又开始提醒他们，钱不够用了。跟我们合作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来掺和、还来做？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个人的，不是崔永元的，也不是传媒大学的，他是整个国家的、整个民族的。它的价值今天还看不出来，但有一天它的价值显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崔永元是谁了，可能那时候中国传媒大学也改名了，但是这些资料我觉得千百年都会流传下去。”在签约仪式上，崔永元以这番话来衡量2亿元的长远价值。

从一个人到全社会

有人说，崔永元这次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联合，堪称聪明之举，前者借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后者则依靠现有资源，直接成为中国第一个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口述历史专业和口述历史博物馆的高等学府。

根据协议，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方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博物馆则会把崔永元团队收集到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面向传媒大学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个人免费开放，还将举行一系列展览。

面对“为何选择将口述历史研究所设在校园”这一问题，崔永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惯例，一个学术机构必须依托一定的学术力量和氛围，并能够继续以大学为基础开展相关课程。”而另一方面，校园内以学生为主题的志愿者力量也是崔永元计划之内的资源之一。“我希望同学们将来能到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做志愿者，我们有大量的内容需要校对。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我们有五百万张老照片，咱们就算每张照片上就一个人，也有五百万个人，我们要把这些人都搞清楚。”

而在这一期望的背后，是多年来崔永元在运作社会团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人员流动性过大就是其中之一。“年轻人很难做下来，比如校对、文字整理，这些工作非常枯燥，他们做九个小时可能只能完成半个小时，这样干着干着就会烦了。公司像走马灯一样，好多人慕名而来，干两礼拜就烦了走了。”

当然，崔永元的终极用意不在于节省一两个人的工资，“所谓知史而后兴”，他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中亟待长成的力量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宏大的，而是个体的，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甚至鸡毛蒜皮的。“现在随便到我的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这些以后，你还可能因为评不上金话筒奖而跳楼吗？”

“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民族，是危险的。”正如一个口述历史研究所的成立，让崔永元十年的个人化行为走向社会，而一个口述历史研究所在一所校园的出现，也许能从思想深处给一代人埋下种子。

触动：国外口述历史保护

崔永元如何与口述历史相遇，还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还有一次是在东京旧书一条街淘书，崔永元和书店的店员聊天，店员让他看一面墙，墙上都是书，写的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崔永元拿着书一看傻眼了，有讲各民族家具的，有介绍各民族房屋的，有研究民族服饰的……“我问他这些东西都有实物吗？他说，都有。在哪？都在日本。”当店员告诉崔永元这些书全是日本学者写的后，内心五味杂陈的他站在那面墙前，半天都迈不动步子。

也许就从那一刻起，崔永元开始意识到，抢救历史意味着什么：只有你的历史不再支离破碎兵荒马乱，你的人民才有尊严，你的国家才足够体面。

此后，崔永元先后去美国、欧洲和日本多次探访西方口述历史研究现状，而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刺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室，并由此奠定了哥大在之后60余年口述历史领域的世界范围学术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日本早稻田大学则是亚洲地区口述历史收集最为丰富的著名高等学府，不但广泛收集了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而且收集了包括中国等东亚国家在内的大量口述历史资料，仅其中国部分，已远比中国丰富、完整。

但是在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跟我参观的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比，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

所以崔永元不愿意总是接受采访，与浩瀚得如流沙一般匆匆远去的珍贵记忆相比，眼前的纷扰与名利太不值一提。他的团队曾以每天4个小时的速度连续多天采访谢晋导演，十几天后，谢晋去世，说起来崔永元觉得真是庆幸，但也真觉得痛心。“有多少人因为赶不上采访，就去了。”而一个人的离开，就可能意味着，几百年后人们所看到的今天，就少了那么一个维度。崔永元的野心，在几百年之后。

崔永元：“和时间赛跑”

《国际先驱导报》：还会经常觉得时不我待么？

崔永元：现在类似这样需要紧急采访的人特别多，我们的采访口号就是“和时间赛跑”，但是我们跑不过，得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口述历史的收集中来，才有可能完成这件事。目前我们做的这六个项目我们都忙不过来，焦头烂额，我曾经想做一个民间戏曲的口述历史，我去山西做了一个粗浅的调查。山西有50多种民间戏曲，处在濒危状态的就有30多种，如果按照口述历史的要求，我们要把山西的民间戏曲做下来，十年可能都做不完，就这一个省，更不要说全国的。比如最近我们还想做一个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曲的采集，试着做了两个民族，发现量太大了，每件事情想要采集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最少的时间是十年。我们现在只能量力而行，把已经开展的这些尽量做全。

《国际先驱导报》：有没有想过发动社会上其他的力量？

崔永元：好多人出过主意，甚至在网上发动网友，每个人都去做口述历史，这个可以做，在英国口述历史都做到佣人了，美国都做到社区了，南非的想法和你一致，名字就叫做“人民记忆中心”。但它毕竟是一个专业的学科，有很多专业的素养和要求。我觉得如果民间愿意做最好了，我建议民间做家庭口述史，比如你访你的爷爷、姥爷、舅舅，将他们的一生，但可能设备不太符合要求，不适合长时间保留，但如果民间都兴起这个热潮，大家都对这个事儿感兴趣，那我觉得这就是件大好事儿。

《国际先驱导报》：你希望口述历史研究所是纯学术化的，进入大学体制后怎样避免被行政化？

崔永元：我们证件就不给它设计成行政化的，我们会做好多证件，这个证件是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任何一个同学、老师，哪个学校、哪个媒体的都行，你来了登记后，会给你挂一个证，你在这待三个小时，你就成了研究员了，你可以检索、查验，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些重新的校对工作，也可以指出其中的错误，总之让这个系统不断完善。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口述历史发展到现在，跟国际上相比是怎样的？

崔永元：我去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看过，如果说口述历史的水平，我们跟人家还没有可比性。但是从前年开始，这些大学和口述历史机构已经开始有主动跟我们联系了，说明我们算是那么一块料了。

《国际先驱导报》：被称为“崔司马迁”是什么感觉？

崔永元：其实一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的误打误撞，一开始是非常功利的想法，想做纪录片，在做纪录片采访的时候才发现了口述历史这么一件事儿，我们很快就转了向，做口述历史，做了十年。这十年一直默默地做，等想起来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做得还不错，就下了决心，这辈子就干这件事儿。

俗话说“字如其人”，想了解崔永元老师其人，不妨先看看崔老师的墨宝——练字展性情，绘画寄追求。

崔永元的画（主要内容为公鸡）